COP30的讨价还价与巴西之后的情况

COP30后的头条新闻迅速将巴西的成果称为"淡化的"和"不足的"。然而，这其中有微妙之处。"称其为失望，我认为太过简单。它更像是喜忧参半，"气候组织执行董事钱帕·帕特尔博士说。她的组织运营两大网络：企业需求侧活动如RE100和EV100，以及包括拥有监管或财政权力的州、地区和省份在内的次国家政府网络。她在COP30上代表后者。

首先，对COP30存在期望过高的问题，加上地缘政治困难。在COP29的失望之后，人们对巴西主席国寄予了很高期望，可能超过了他们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合理能够实现的程度。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且未参与。在哈维尔·米莱领导下的阿根廷公开采取反气候立场。这是一个难以实现变革性COP的困难背景。

此外，COP29一年后，关于到2035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承诺仍然缺乏明确性。在真正需求接近每年1.3万亿美元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COP29期间在巴库同意带头实现这一"新的集体量化目标"（NCQG）。但操作性问题仍然存在：这应该仅由发达国家资助吗？它会是一个由多方支持的更大基金吗？COP30本应解决这个问题。但它没有。

最初的《巴黎协定》承诺发达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作为历史排放者，他们的责任是为那些没有造成问题的国家提供气候行动资金。大部分资金用于减缓；很少用于适应。

新目标在阿塞拜疆重新谈判，并变得极具争议性。随着发达国家能源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发展中国家不希望设定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最终确定了3000亿美元，相对于需求而言较为适中，并加入了包括私人和机构融资在内的1.3万亿美元的理想数字。

NCQG辩论很困难：量化目标并确保捐助方一致。"有很多讨价还价。这些动态在适应讨论中尤为明显，"帕特尔博士说。化石燃料逐步淘汰的势头很强，但发展中国家被迫支持它以换取适应资金。他们抵制这一做法，认为发达国家的义务必须独立于政治讨价还价。

路线图，而非承诺，成为焦点

然而，COP30在其他重要方面取得了成果。卢拉总统利用领导人峰会呼吁制定远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这一举措迅速成为峰会的口号。80多个国家，连同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都支持这一倡议。24个国家加入了哥伦比亚的贝伦计划。尽管该提案未能进入最终谈判文本，但势头迅速增长。"花了28届COP，成果文本才首次提及'化石燃料'。两年后我们就在谈论路线图。以COP的时间尺度来看，这很快，"帕特尔博士说。

她强调，COP周边发生的事情往往比正式文本中出现的内容更具变革性。不应仅仅根据它们是否"取得重大胜利"来评判COP。

对COP采取长期视角而非期待立即突破很重要。巴西承诺在UNFCCC进程之外制定两个路线图：一个关于森林砍伐，一个关于化石燃料转型，与哥伦比亚的倡议相连。COP31将呈现不寻常的结构：土耳其将担任主席国，而澳大利亚将领导谈判，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分工，其影响尚不明确。2027年的COP32将由埃塞俄比亚主办。

对路线图的呼吁出现在国家自主贡献（NDCs）仍不足以将升温限制在1.5°C的背景下。路线图关注实体经济：企业、公民社会和能够比国家政府更快行动的次国家政府。加利福尼亚和魁北克使用碳市场产生气候收入。墨西哥克雷塔罗州对生物多样性采用污染者付费税。印度喀拉拉邦对社区防洪应用1%的洪水税。"如果他们想做，他们就会做，"帕特尔博士说。在气候行动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必须共存。

实体经济和公民社会推动气候行动

UNFCCC的法律义务仍然重要：发达国家必须支持那些没有造成气候危机的国家。但地缘政治和实体经济动态往往比条约进程发展得更快。路线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利用实体经济力量——而这些力量可以对条约承诺施加压力。"如果80%的实施发生在城市或州级层面，而这些政府无法直接获取国际气候融资，那么将始终存在一个需要全球融资补充的缺口，"帕特尔博士说。

公民社会能量在COP30上异常强劲。抗议活动明显且创造性地组织起来。"虽然有军事化存在，但看到原住民活动家和青年活动家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帕特尔博士说。这种动员在埃及、迪拜和阿塞拜疆几乎不存在。她指出，这种"全球互助"或集体努力将企业、公民社会和政府带入同一空间。

然而，谈判受到闭门穿梭外交的影响。许多全体会议对观察员不开放；双边和小组交易占主导地位。起初这看起来很有效率，但它阻碍了透明对话并限制了审视国家立场的能力。这与格拉斯哥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全体会议允许实时质询并洞察国家立场。

另一个期望是在适应方面取得进展。各国确实采用了新指标，但以一种匆忙、聚合的方式，与资金无关。即使有高质量指标，资金也很少自动跟进。基线也存在问题：如果起点已经不足，那么将适应资金增加三倍意义不大。指标与资金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