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感受取代事實，美國人就輸了

在假期期間，我注意到了一場激烈的網路辯論，討論美國的貧困線是否應該設定在 140,000 美元。只有約 12% 的個人收入者賺取超過 140,000 美元，因此這個標準意味著 88% 的美國工人處於貧困狀態。

其他人已經指出了這個想法在技術層面上存在的諸多缺陷，我對這部分討論沒有太多補充。這個想法荒謬至極，不值得認真考慮。

但這一事件為我們提供了觀察民粹主義的絕佳窗口。儘管大多數人幾十年來一直過得很好，民粹主義者卻聲稱幾乎每個人都過得很糟。而美國人似乎相信他們，因為他們認為其他所有人都過得很糟。民粹主義政客隨後利用人們的恐懼，推動激進的政策解決方案，大多是符合他們先入為主觀念的方案。

但人們對「其他所有人」的看法是錯誤的，而且這些民粹主義政策中的一些可能會殺死會下金蛋的鵝。

自由企業經濟，伴隨著更開放的貿易和合法移民政策，表現優於封閉的民族主義替代方案。儘管這方面的數據非常清晰，民粹主義政客卻有著長期將外國人、大企業和大金融機構作為替罪羊的歷史，指責他們造成了所有據稱正在毀掉其他人生活的問題。

川普式民粹主義並非新鮮事物

這些瘋狂行為並非川普時代民粹主義所獨有。事實上，它甚至不僅限於管理整體經濟的民粹主義政策。監管金融市場的聯邦政策提供了絕佳的歷史例證，展示了愚蠢想法傳播的速度之快、危險程度之高，以及持續時間之長。

或許最突出的例子是圍繞 2008 年金融危機的故事，該危機被用來為多德-弗蘭克法案辯護。人們仍然普遍認為，危機是由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金融市場的放鬆管制所導致的。但在整個 20 世紀的任何時期，金融市場都沒有被放鬆管制，而多德-弗蘭克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朝著錯誤方向邁出的一步——它增加了大量的監管，但幾乎沒有解決導致危機的原因。

除了重大崩盤外，數百年的歷史記錄了人們與金融市場之間的愛恨關係。當然，這種複雜的關係使其成為民粹主義煽動的豐富目標。

民粹主義總是針對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幫助為經濟條件較差的人提供了公平的經濟競爭環境——但前提是他們必須承擔經濟風險。許多風險的結果並不理想，因此人們傾向於不信任甚至厭惡金融市場也就不足為奇了。但他們不應該厭惡金融市場，因為這種風險與任何企業主在投資自己的企業時所承擔的風險並無不同。

即使在有學識的人應該客觀評估證據的地方，這種愛恨關係的狀況也沒有太大改善。

幾十年來，學者們一直將金融描繪為非生產性和浪費的，甚至是公然危險和邪惡的。

即使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也僅僅基於本能的厭惡就將金融市場污名化為大蕭條的原因。幾十年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更進一步，抱怨衍生品以及金融市場中「對其他投機者的投機進行投機」的行為。但他和凱恩斯一樣，從未定義多少才算太多，或如何客觀地將「真實」資產投資與投機區分開來。

1998 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默頓·米勒進行了反擊。他認為，金融市場是否有助於經濟增長「是一個幾乎不需要認真討論的顯而易見的命題」。證據非常清楚——擁有發達金融市場的國家表現優於那些沒有的國家，而金融市場與美國的繁榮密不可分。（從歷史上看，美國民粹主義政客既抱怨金融業，又抱怨普通人缺乏獲得信貸的機會，這也頗為有趣。）

儘管如此，人們幾十年來一直相信失控金融市場的故事。雖然這種敘述與事實背道而馳，但它確實解釋了為什麼他們認為大多數人的生活並不富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忽視證據，轉而支持那些看起來或聽起來正確的事物。

民粹主義依賴於虛構

川普時代的民粹主義是這些情緒的集大成，充滿了各種例子。在他 2020 年的著作《賭注：美國在不歸路上》中，作者邁克爾·安東哀嘆他父母和祖父母那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中產階級天堂」的加州已經一去不復返。

為了支持他的論點，安東要求讀者通過《布雷迪一家》的視角來評估自己的生活，這是一部從 1969 年到 1974 年播出的流行電視情景喜劇。這是個聰明的想法，因為人們，尤其是 40 歲以上的人，可以輕易地與這部劇產生共鳴。它幫助他們與安東理想化的過去建立聯繫，那時「任何男人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能靠一份收入謀生並養家」。

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但《布雷迪一家》是虛構的。它不是關於真實的家庭或職業生涯。與劇中不同，賺取足夠的錢來養育六個孩子，並在南加州郊區的大房子裡僱傭住家女傭是非常困難的——就像現在一樣。

邁克·布雷迪不是真正的建築師，這部劇也沒有告訴我們現在與 1970 年相比，建築師或任何其他人的生活有多困難。（我確實記得有一集卡羅爾抱怨黃油價格太高，但我離題了。）

虛構造就糟糕的政策

安東的書只是一個例子，而最近關於 140,000 美元貧困線想法的爭論表明這種末日與絕望的敘事已經變得多麼失控。

然而，危險的部分在於，國會成員和白宮正在利用這些故事來實施危險的政策。他們不僅僅是在進行辯論。

民粹主義項目的核心本質上是要拆除自由企業制度，並用完全不同的東西取而代之。政府希望在私營企業中擁有直接股份，他們想要運行一個政府庇護制度來管理國際貿易，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移民。

整個事情與美國實驗背道而馳，它將賦予政府官員對美國人生活的更多控制權。這種方法往往對那些沒有權力的人產生不良後果。

更糟糕的是，這些可怕的政策是基於虛構的。就像《布雷迪一家》一樣，它們基於故事，而且不是特別好的故事。即使是五十年後的今天，這也令人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