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is Economy] 羅德里戈·杜特蒂 vs 毒品戰爭統計數據

無論是透過電視還是智慧型手機,許多菲律賓人本週都緊盯螢幕,觀看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在海牙國際刑事法院(ICC)的控罪確認聽證會。

我是經濟學家,不是律師,但我很清楚,杜特蒂尚未就其擔任總統期間導致數千名菲律賓人死亡的行為接受全面審判。相反,檢方正在說服法院,現有證據足以讓ICC進行全面審判。

我將所有法律論證和細節留給國際法專家。但在這裡我只想談談訴訟程序中統計數據和資料的使用,以及杜特蒂審判核心的因果關聯。

我特別關注檢方成員Robynne Croft的發言,她展示了一系列圖表和地圖,顯示了毒品戰爭導致的死亡規模。這些數據旨在為法院提供關於杜特蒂涉嫌反人類罪的「背景要素」。

Croft展示了一張長條圖,顯示2012年至2015年杜特蒂就任總統前,達沃市的殺戮數量(至少274起)。其中包括達沃的涉嫌罪犯,包括非法毒品的「使用者和販賣者」。問題是,杜特蒂本人多次被拍到在鏡頭前吹噓在他監管下被殺的數百甚至數千人。他無意中讓檢方的工作輕鬆了許多。

更引人注目的是Croft展示的地圖,顯示了2016年以來與毒品戰爭相關死亡事件的發生率和分布時間軸,包括至少「5,823起殺戮」。杜特蒂政府本身承認了數千起與毒品戰爭相關的死亡,並將其列入前總統的「主要成就」報告以及#RealNumbersPH中。(我在2016年和2017年作為Rappler專欄作家初期時大量撰寫過這個話題。)

因果關聯

在經濟學研究中,提供研究主題背景資訊的資料被稱為風格化事實。但真正的問題,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分析上,是因果關係:杜特蒂的行為是否系統性地導致了殺戮激增?我們如何從量化角度說X導致了Y,而不是Y導致X、X只是與Y相關,或者X和Y都由其他原因Z導致。(我本學期剛好教授一門關於經濟學因果推論的課程,所以我對此很投入。)

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虛假相關性需要我們警惕。僅僅因為冰淇淋消費與夏季月份的出現相關,並不意味著冰淇淋導致了夏天,就像公雞不會因為與日出同時發生就導致太陽每天早上升起一樣。相關性不等於因果性。

杜特蒂在ICC最終的無罪或有罪似乎取決於確立其行為對菲律賓在其任期內毒品相關死亡的因果影響;也就是說,這些死亡在多大程度上是在杜特蒂本人的命令或授意下系統性發生的。

Croft再次引用了統計數據,包括在布拉干省的調查結果,顯示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城市相比,該地的死亡率突然激增。根據他們引用的未具名專家,全國範圍內被殺嫌疑人增加了590%,布拉干省的「警方使用致命武力」增加了1,600%。

我認為還有更有說服力的統計數據可以引用。

我設法分析了ACLED(武裝衝突地點與事件數據項目)的數據,這是一個全球政治暴力和抗議活動的綜合數據集。他們擁有杜特蒂任期前、期間和之後與毒品相關死亡的全面數據。

下面的第一張圖表顯示了2016年以來菲律賓與毒品相關死亡的細分。注意杜特蒂在2016年5月9日選舉獲勝後,特別是在2016年6月30日就職時,「國家殺害嫌疑人」的突然激增。「私刑殺戮」也出現了顯著激增。由於這些事件在杜特蒂出現之前幾乎為零,這可能指向他在系統性殺害平民中的關鍵作用。(請注意,國家殺戮在杜特蒂整個任期內並未真正消失,儘管在2016年至2017年肯定達到了高峰。)

聚焦於2016年,下面的第二張圖表清楚地顯示,與毒品相關的死亡在杜特蒂於2016年6月底就職時立即激增。甚至在那之前,在杜特蒂於當年5月9日贏得選舉後,死亡人數就開始逐步上升。在這些標誌性事件之前,毒品運動的死亡人數處於最低水平。

事實上,毒品戰爭死亡人數在杜特蒂贏得總統選舉後和就職前的幾個月內就已經上升,這不僅表明對毒品相關死亡報導的關注增加了,還表明存在預期效應,即執法機構受到鼓舞而追隨杜特蒂的領導和言論。

這一分析特別具有說服力,因為與毒品戰爭無關的政治暴力事件沒有顯示類似的趨勢中斷。用因果推論的語言來說,這起到了一種安慰劑測試的作用:激增似乎特定於與毒品相關的死亡。

懷疑論者可能會爭辯說,只是報導改善了,或者警察一直以類似的比率殺人,但這些事件以前被低估了。但這種解釋無法解釋增加的明確時間點。如果這只是更好的記錄,我們會期望報告的政治暴力出現更廣泛的變化。相反,這種不連續性似乎特別集中在與毒品相關的殺戮上,而其他類別基本保持不變。

從技術角度來看,這項分析可以進一步精進,我希望更多研究人員能加入這項工作。困難在於毒品戰爭在菲律賓是同時發生的,如果毒品戰爭只在某些地區實施而不在其他地區實施——類似於「自然實驗」,就可以進行更清晰的分析。

特別是,一個更有力的案例可以檢查各地區之間的差異:例如,在任命特定警察將領或毒品戰爭執行者之後,與毒品相關的殺戮是否出現不成比例的激增。這種地區時間差異可能類似於自然實驗,並允許進行更嚴格的分析。

無論如何,杜特蒂ICC案件的決定將取決於法律論證的力度,而不是統計論證。但是,雖然法院最終根據法律標準做出決定,但仔細的統計分析可以闡明責任模式,並有助於確保正義(如果實現的話)建立在證據而不是修辭或「政治煽動」之上。 – Rappler.com

您可以在此處查看ACLED數據。JC Punongbayan博士是菲律賓大學經濟學院的助理教授,也是 False Nostalgia: The Marcos "Golden Age" Myths and How to Debunk Them一書的作者。2024年,他獲得了傑出青年(TOYM)經濟學獎。在Instagram上關注他(@jcpunongbayan)。

點擊此處查看更多JC Punongbayan的In This Economy文章。